[15] 黄岩孙：《仙溪志》卷三，第8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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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利用朱熹的名声为地方增添光彩的事例在历史
屡见鲜，另个浙江的例子可参见Sukhee Lee，“Zhu Xi Was Here：Family，Academy，and Local Memory in Later Imperial Dongyang，”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No.41（2011），pp.267-293。清代福建的例子亦可参见郭尧龄《朱熹与金门》，金门县文献委员会，1974。
[17] 参见黄岩孙《仙溪志》卷三，第8303页。
[18] 参见Charles Hartman，“A Textual History of Cai Jing’s Biography in the Songshi，” in Patrica Buckley Ebrey and Maggie Bickford，eds.，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6，pp.517-564。
[19] 黄岩孙：《仙溪志》卷四，第8318页。
[20] 黄岩孙：《仙溪志》卷四，第8328页。
[21] 黄岩孙：《仙溪志》卷四，第8329页。
[22] 黄岩孙：《仙溪志》卷四，第8329页。
[23] 参见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六十九，浙江古籍版社，2005，第760～761页。
专论
论唐代皇帝与级官员政务通方式的制度调整[1]
叶炜
摘：信息问题是君主制的重问题，古代皇帝面临着如何迅速、准确、量全面地掌信息，同时又被无效信息所包围的难题。本文从唐代中央官特别是常参官面奏或疏奏的制度规定及其调整的角度行讨论。安史之以，调整的重点在于规范面奏与疏奏的层次、程序、功能，注重皇帝与宰相及官僚机构之间的分工，皇帝原则只理军国事或现行法律规章所无法涵盖的问题，皇帝于政务信息流转以及决策程的端。安史之以，皇帝给予部分中央官以疏奏特权，其疏奏得以直达御。皇帝废除正衙奏事，利用延英召对方式，能够掌面奏的时间、员，并采取与中央主官员分别通的方式。皇帝再于政务信息流转程的端，而是于政务信息流转程的核心，控制着信息的筛选与分。皇帝希望通重政务信息的控制、议题的选设、议政方式的安排等，努掌政务理的主。
关键词：唐代 皇帝 政务信息
问题的提：匦制化所见唐代皇帝的信息难题
最绝对的君主也依靠报告和信息，因此向国王报告的问题是切君主制的核心问题[2]。为了提决策的理、有效，也为了加强对官员的控制，在中国古代，较为勤政而图有所作为的皇帝都希望可能全面地掌政务信息。与历史曾经现的旨在广开言路、申明冤的谤木、肺石功能类似，武则天于垂拱二年（686），置“匦”于朝堂[3]，目的是“申天之冤滞，以达万之状”[4]。匦在唐代期存在，各级官员甚至百姓都可以通匦疏天子、报告皇帝[5]。皇帝期望通匦的方式，可能多地了解。但也正因为可以利用匦这种方式疏的数众多，容易导致信息冗杂。如何理这个矛盾？们看到，对于是否对投匦疏加以限制，是否由匦使对疏勘验选择，唐代匦制曾反复调整，其中也显示皇帝面临的信息难题。
武则天置匦，但匦使与匦并非同时所设。匦设置久，现了信息于庞杂的问题，为了保证给皇帝疏的质量，需安排官员对疏先行勘验。匦使院以正谏夫（谏议夫）及补阙、拾遗为知匦使，专知受状，监其所投之状，然许封[6]。此直至玄宗时期，皇帝所见通匦之疏，其实都是知匦使选择的结果，玄宗开元七年敕所谓“如有可采，状奏闻”能反映这点[7]。
由知匦使选择报，可以解决信息冗杂的问题，但毕竟违背了置匦“通，无令壅隔”的诉。肃宗、代宗之时，匦制发生了化。肃宗先贬了希望坚持“视其事状，然为投”的匦令阎式[8]，又诏规定“其有独负奇才，未逢知己，即仰投匦，并所在陈状自论，官登时与奏”[9]。代宗即位伊始，“投匦者须勘以姓名”[10]，接着又命“许匦使阅投匦文状”[11]。至历十二年（777）再次强调“理匦使但任投匦投表状于匦中，依，须勘责副本，并妄有盘问及方止遏”[12]。完全放开、加审查限制的法，能解决信息壅隔的问题，但又必造成无效信息多，皇帝难以应付的局面。代宗时，左拾遗独孤及《谏表》称：“匦封者，抵皆事寝报、书留。但有容谏之名，竟无听谏之实。”[13]这或许就是皇帝难以理多信息的结果。
德宗即位，恢复了对诣匦疏的审查制度。建中二年（781）规定，投匦文状需由知匦使或理匦使“先验副本”[14]。理匦使对诣匦疏加以限制，对规定“妄状者”，予转呈皇帝[15]。这显然是回到了肃宗以的制度。
半个世纪，调整再次发生。文宗开成三年（838），谏议夫、理匦使李中提，若以副本呈匦使，由匦使决定是否呈奏皇帝，违背了置匦信息保密、意见直达天听之本意，故建议匦使取舍，只负责转呈，统统由皇帝自行决断，这样才能实现“置匦之本”[16]，建议获得了文宗的许可。同月又“罢验副封”[17]。
旦匦使加拣择，问题也随之而，所谓“近者所投文书，颇甚烦。或论列祖曾功业，或献自己文章，无补国经，有紊时政”。因此，武宗即位以，就对投匦疏的容、范围加以限制，“今如知朝廷得失、军国利害，实负冤屈有司为申明者，任投匦状，所由量时引，得雍滞。余在投匦之限，宜委匦使准此，仍留副本”[18]。宣宗中四年（850）敕又强调了匦使对投匦文状事先勘验的责任，能事事奏皇帝，徒增烦扰[19]。
唐代匦制反复调整，在保证所有信息直达天听与设置匦使预加拣择之间徘徊，这其实反映了唐代皇帝等古今中外决策者都面临的同样个难题：如何能迅速、准确、量全面地掌与决策相关的信息，同时又被无效甚至虚假信息所包围。在诸多信息问题当中，与决策关系最为密切的，无疑是参与常决策的中央官员与皇帝之间政务信息的通及其有效问题。
在唐代，有机会与皇帝通、向皇帝奏报，并有机会参与常决策的群，主是“每朝参”的常参官。唐代常参官包括在京“五品以职事官，八品已供奉官、员外郎、监察御史、太常博士”，其中八品以供奉官有“侍中，中书令，左、右散骑常侍，黄门、中书侍郎，谏议夫，给事中，中书舍，起居郎，起居舍，通事舍，左、右补阙、拾遗，御史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20]。们是协助皇帝行政务决策的主。唐宗曾谓五品以职事官曰：“往离膝，旦夕侍奉，当时见五品已论事，或有仗而奏，或有状而论者，终绝，岂今时无事？公等何言也。自今已，宜数论事，若能面奏，任各状。”[21]可见，“面奏”和“状”，是唐代五品以官员与皇帝在政务方面行通的最主的两种方式。面奏是头的[22]，状则是书面的。
唐代中央官员与皇帝见面的制度机会主是在朝会场，所谓“天子视朝，宰相群臣以次对”[23]。唐代朝会有三类，分别是每年元旦、冬至的朝会，每月初、十五的朔望朝参，以及由中央五品以职事官等构成的常参官之每朝参。两者是礼仪的，相对而言，每朝参才是皇帝与臣们讨论政务的主场。可惜的是，们对唐代每朝参的况了解并多[24]。历史记载多是关注特殊的、的，当时们耳熟能详、见怪怪的常况却往往得到有效的记录。因此，们需从恰好被时关注并记载的对制度的强调或中把。
本文将探讨的，就是唐代对中央官特别是常参官面奏或状的制度规定及其调整。“安史之”，作为唐朝最决策者，历任皇帝都在索解决有效获得重政务信息问题的办法，但们的解决策略有所同，这是本文希望揭示的现象。
从唐代中央官面奏或状的制度规定及其调整着眼，致可以“安史之”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期强调奏事的层次、程序，注重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分工。期则有意制程式化、固定化的通形式，强调皇帝与臣以个别或小范围的方式直接通，皇帝藉此加强对重政务信息的控制。们希望以此揭示唐代、期皇权运作及皇帝角的某些差异。以罗列史料，分别讨论。
